52.61%、65.45%、94.1%。

這三個數字的背后，展現的是一個地方政府與商業銀行如何越走越近，從而改變一地金融生態環境的故事。

先來看前兩個數字，“十一五”（2006～2010年）時期，唐山市存貸比由52.61%提高到65.45%。短短五年時間，存貸比提升了12.84個百分點，對于當地政府而言，唐山銀行業無疑是“給力”的。

而后一個數字，則更多地揭示了銀行業如何將自身利益與地方政府捆綁在一起的過程。公開數據顯示，2009年1至6月份，唐山新增貸款達到526億元，增長233%，增量存貸比高達94.1%，同比提高57.4個百分點。其實，“十一五”期間，唐山市存貸比的迅速上升，也主要發生在2009~2010年期間。

這期間，金融危機發生后，國內經濟刺激計劃迅速出臺，監管機構放松了對銀行信貸的管控。與此同時，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異常強烈，急需銀行資金。由此，地方政府與商業銀行一拍即合。前者大量成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后者給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發放貸款，二者共同上演了一場信貸的躍進。

綁定地方政府

“記得當時人民銀行組織唐山市金融機構開會，就有銀行代表發言時表示，爭取在2009年新增貸款規模超100億。”一名唐山當地國有銀行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稱，2008年11月“四萬億”推出后，不少銀行判斷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開始大規模擴張信貸，向政府融資平臺放貸款。

據該人士回憶，在唐山當地，農行的市場地位排名第一，建行、工行經常爭奪第二名，而中行則位列第四。2012年，唐山地區的四大行新增貸款都沒有超過50億元，但在2009年，工行唐山分行、中行唐山分行全年的新增貸款都突破了100億元。

地方金融機構大規模增加在當地的貸款，地方政府無疑是歡迎的。在2008年，唐山市財政還專門安排1000萬元專項資金獎勵年底貸款余額增長和存貸比提高的金融機構。

對于全國性的商業銀行而言，全年信貸規模有限，每年年初，總行會制定計劃，并在全國范圍內調配。一般而言，經濟發達、金融資源豐富的沿海地區，所獲信貸額度較多，存貸比也相應較高。

但事實上，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為形象的概念——地方金融生態，影響著銀行在全國各地配置信貸資源。

“目前，商業銀行越來越重視區域信用狀況，內部都建立了針對性的區域信用評級體系，并以此決定本行的資金跨區域流動。”早在2009年，央行行長周小川就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建設與地方融資的關系曾專門撰文指出，今后，商業銀行都會參考各地的信用狀況開展信貸業務，因此，區域信用狀況實際上都將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當地的融資條件。

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的地方政府對金融特別是銀行信貸投放還普遍存在行政干預。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開始明確要求地方政府減少對銀行信貸的干預，地方行政干預開始減弱。但對于地方政府而言，要求銀行加大信貸投放，干預銀行的沖動始終存在。

上述唐山當地的國有大行人士稱，前幾年，總行一位行領導來唐山考察，臨走時，唐山市領導送行途中，還半開玩笑式地提出需求：明年在唐山投放3000億元貸款。“全行一年才八九千億，唐山一下要3000億。”

地方政府對金融機構的主要訴求，歸集為一點，就是希望支配銀行的信貸投放規模和方向。

沖擊地方金融生態

中央財經大學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地方政府投資上項目的沖動很強烈，這不但可能導致聚集的風險過大，而且對當地金融生態環境也將產生重大影響。

對于地方金融生態問題，以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為首的中國社科院團隊，很早就展開了研究。數年前，這一團隊還公布了《中國城市金融生態環境評價》（下稱《金融生態評價》）的研究成果。

《金融生態評價》報告認為，地方政府通過各種方式控制土地、礦產等要素的價格，并控制著稅收、收費、準入等對經濟和金融活動有著絕對影響力的多種要素。掌握著這樣一些被銀行視為最值得信賴的抵押物，事實上使得地方政府更多地掌握了對金融資源的配置權。

截至2012年末，全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余額已高達9.3萬億元。在某種程度上，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就充當了地方政府獵取金融資源的代理人角色。

“全國性的商業銀行是一級法人，地方政府沒有手段強制要求銀行放貸款。”唐山當地一名股份制銀行人士稱，但地方政府掌握大量資源，出于做大業務的考慮，銀行也樂得加強與政府合作。

由此，從2009年開始，銀政合作熱潮開始出現，以四大行為代表，全國性的商業銀行與多個地方政府簽署高達數百億的合作協議。

《金融生態評價》稱，在地方政府主導的資源配置模式下，即便銀行能夠從微觀治理層面將來自政府的直接干預擋在門外，但是迫于經營的壓力，它們最終還是掙脫不出現行體制框架的束縛。

《金融生態評價》還不無憂慮地指出，我們看到這樣一條清晰的邏輯：土地控制（資源配置權）→吸引金融資源→資金投向資本密集型產業→區域重復建設、產業同構、投資過熱→宏觀調控→產能過剩→銀行壞賬→金融風險累積。

“中國金融體系的最大脆弱性來自于政府配置資源權力過大所導致的嚴重的道德風險和大量的或有債務。”中國社科院金融重點實驗室主任劉煜輝撰文稱，地方政府和國有經濟部門幾乎掌控著一切驅動經濟增長所必需的要素，如土地、礦權、稅收、市場準入、環保標準等等。因此微觀投資回報率可以被輕易改變，使得原來不可行的項目變得可行，信貸和投資得以按照權力的意志而配置。

周小川也稱，有必要對地方政府的融資項目進行金融生態評價，這有助于引導下一輪經濟活動朝著以科學發展觀指導的、合法守規的、誠實守信的、減少違約的方向發展。

而在郭田勇看來，完善地方金融生態環境，一方面，從金融機構自身來講，應推進利率市場化、存款保險制度，使金融機構的經營管理機制進一步健全，這是好的金融生態的前提；另一方面，應推進改革，解決地方政府存在的政企不分、政府公司化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