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改革開放前３０年的中國是一輛高速前行的列車，那么，經過多年的高速運轉，今日的這輛列車顯得有點步履遲緩，就像到了一個陡坡前，它所需要的不僅僅是加油，或許更需要檢修。

四顧寰宇，美國重返亞太、釣魚島爭端持續發酵，一股意在遏制中國崛起的勢力越來越張狂；瞭望國內，以出口為主導的高能耗的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已難以為繼，而以內需為驅動新型經濟增長模式的崛起仍待時日；更為嚴峻的是，貧富差距的拉大、嚴重的環境污染和腐敗問題正在激化社會矛盾……

可喜的是，一股從十八大吹來的“反腐敗、倡實干、重民生、立志改革”的清風正越刮越猛。只要這股清風能夠持續，能夠落地，那么，籠罩在中國上空多時的霧霾終將被吹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指日可待。

“中等收入”陷阱

“哎！”望著依然霧蒙蒙的天空，北京市朝陽區居民李萍重重地嘆了一口氣。李萍記不清這種天氣已經延續了多久了。即使是陽光普照，遠處的天空依舊是霧蒙蒙的一片。

北京僅是半個中國的縮影，這次與２０１３年同時邁入中國的特大霧霾天氣已接連創下了幾個最，不僅波及范圍最廣，盤亙時間最長，影響也是史無前例：大城市交通管制，高速公路封閉，航班大面積延誤，醫院里的呼吸道病人急劇增加……

在專業人士看來，這不僅僅是天災，更是多年中國人種“豆”得“豆”的惡果：高能耗、高污染的經濟增長模式成就了中國的高速增長，也提前透支了國人和后代的生存發展空間。

據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的北京公眾與環境中心主任馬軍分析，出現這次嚴重的霧霾天氣，和我們所遭受的極端天氣有關，這種天氣不利于污染物的擴散，但就其內因還是由于大氣污染物的排放量太大，大大超過了我們環境所能容納的量，這才是核心問題。

馬軍認為，這說明我國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已是迫在眉睫，依賴重工業的經濟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我們必須走低碳、可持續發展之路。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是主動所需，也是不得不為之的路徑。與以往不同，中國目前所面對的外在形勢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３０年前，發達經濟體正在大規模向外轉移制造業，尋找更廉價的加工產地，但３０年后的今天，發達經濟體不僅內需銳減，而且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正在企圖重振制造業。

越南、緬甸也紛紛崛起，尋找代加工的契機，以更低廉的成本分享一勺羹。面對這些后起之秀，日益增加的人力成本使得中國優勢日漸趨弱。

尋找以內需為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已是迫在眉睫，但經濟結構的轉型卻非一日之功。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蘇劍就曾指出，經濟發展方式不是由人的意志所能控制的，而是由經濟的要素秉賦結構決定的，在任一個經濟發展時點經濟發展方式是固定的。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可在前幾十年被忽視的像貧富差距和腐敗等社會問題卻越積越厚，到了一個節點，不可等閑視之。

時隔１０年后，２０１３年初，國家統計局首次公布了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１２年全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雖然擁有可喜的成果，就是基尼系數在２００８年達到最高點０．４９１后，開始逐年回落，至２０１２年已降為０．４７４。

但面對仍超０．４這個警戒線０．０７４個點的數據，大概少有人對此表示樂觀。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教授時紅秀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的采訪時曾表示，“目前城鄉收入差距更應該注意的不是工資性收入，而是財富差距。收入是個流量，財富是個存量。如果算上固定資產等財富性收入，那么，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會更大。”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會為社會注入了動力，但如果這個差距過大，那么，這個社會就很容易出現問題。因貧富差距過大而步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拉美等國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貧富差距過大和經濟結構轉型看似兩個問題，其實卻是一個問題。只有解決了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才能解決國內內需不足的問題，才能為國內消費注入新鮮的活力，也就是說，經濟問題的解決在某種程度卻寄希望于社會問題的解決，否則，中國將有跨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危險。

改革進入攻堅期

問題雖然錯根盤結，但解決問題的途徑卻是殊途同歸，那就是改革，下大決心改革。

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的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級宏觀分析師唐建偉認為，２０１３年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經濟發展周期，能否開啟這個經濟新周期，寄希望于新一屆政府加大深化改革的力度和決心，釋放改革的紅利。

這次經濟增速放緩，從表面來看，是受到外部環境不佳的沖擊，但從深層次原因分析，則是我國正面臨經濟增長動力切換的重要關口。為實現經濟的長期可持續增長，唐建偉建議，我國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應從原來粗放型的依賴投資趨動轉向未來的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

全要素生產率提升體現在效率改善與技術進步兩方面。從中長期來看，唐建偉分析，唯有逐步放開民間資本進入的限制、激發民間投資的活力以及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才是重啟中國經濟新增長周期的關鍵。

據唐建偉介紹，他們曾做過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如果政府能夠進行全面的改革，那么，未來中國２０年左右ＧＤＰ的潛在增速仍然會維持在７％到８％左右；如果不改革，任其發展，可能會掉到４％左右；還有一種局部的改革，不是全面的改革，會掉到６％左右。

改革與前幾十年不同，以往都是做大蛋糕，每個人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改革阻力較小。而現在改革已經進入了攻堅期，改革等同于重新分配蛋糕，必然會損害部分部門的利益，改革的阻力是前所未有。

改革進入了深水區，利益集團和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橫隔改革路，那么，應該如何跨越障礙？改革從哪切入才能付出成本最小收益最大？

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的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義平認為，我們必須要堅定不移地沿著市場經濟的方向前進，我們已經沒有退路，沒有太多的時間；尤其需要上層堅定不移地、強有力地推動上層體制的改革；第三就是要有個頂層設計，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出發來對政治體制進行改革。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建議，必須要對政府的權力有所約束，這種約束不能來自于簡單的自我約束，必須要有較好的外部約束。核心的要點就是中國需要新一輪的立志整頓，重新謀劃我們黨固本強基的改革，這個可能才是重點。

“與以前改革不同，以往的改革是為市場做簡單的制度和環境調整，政府主動進行調市場和別人。而現在我們發現市場的很多問題不是市場所完成的，而是依賴政府。這個是改革的核心問題，然后才是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等問題。”劉元春對《中國產經新聞》記者說。

劉元春還表示，“目前所有問題都依存于第一個核心問題，即政府的自我改革和權力約束問題。政府要在關鍵的領域進行有力度的大的調整，顯示出政府的魄力，而不是像現在，各個部門都來進行，這個是不可能的，也做不好，要有重點突破。”

劉元春堅信，隨著經濟形勢的下行，可能會倒逼著我們的政府進行自我調整，從而促使政府進行自我權力的約束和政治權益的提升，這很可能是下一步調整的重點。

而李義平則呼吁，我們的經濟要想從大到強的話，關鍵是要推進更深層的市場化改革。從市場經濟出發的政府職能改革遠沒有開始，這是一場深刻的革命，如果沒有這場深刻的革命，我們就不可能做強，我們還停留在“中等收入陷阱”的邊沿，很難跨過去。

原有發展路徑已走向盡頭的中國能否順利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取決于下一個十年能否持續深入進行體制變革。而目前的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對象是政府，動力也來自政府”，如何調整利益推動政府職能的轉變，需要改革者的智慧，需要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和自下而上的社會力量達成共識，凝聚力量，共同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