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屢禁不止。營改增在全國范圍內推開后，增值稅專用發票大面積普及，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案件呈高發態勢。

　　2016年年初，國家稅務總局印發《2016年打擊發票違法犯罪活動工作實施方案》的通知(稅總發〔2016〕26號)。全國各地稅務機關積極響應開展了各項打擊發票違法犯罪的行動，對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管理力度明顯加大。在案件處置過程中，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1995年10月30日頒布并實施的《關于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決定》及最高人民法院于1996年10月17日出臺的《最高法關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相關情節被認定且虛開稅款數額達到1萬元以上，發票的開具方與受票方都應當被依法定罪處罰，涉及面甚廣。然而，20年來，我國經濟飛速發展，尤其對沿海較發達地區而言，20年前法律法規中制定的犯罪數額標準顯得有些不合時宜。

　　一是移送數額標準低，導致罪責刑不相適應。以杭州市某區為例，2016年該區國稅局立案檢查的本地企業中涉及接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案件是2015年的2.7倍，平均每份發票的虛開稅額為14997.08元，超過了1萬元的移送數額標準。根據《解釋》規定，虛開稅款數額10萬元以上屬于“虛開的稅款數額較大”;虛開稅款數額50萬元以上屬于“虛開稅款數額巨大”。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1萬元的虛開稅款數額極易達到，虛開稅額達50萬元、上百萬元的情況也與日俱增。對于不法分子來說，一旦虛開發票稅額達到某個程度，遠超“虛開稅款數額巨大”或“虛開稅款數額特別巨大”的適用情節，繼續虛開所受到的刑罰可能差異不大，就會出現持續大肆虛開的情況，致使稅款遭受更大損失。

　　二是移送標準過低，職能部門各環節面臨壓力。歷年以來，公安、稅務等部門一直對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保持著較大的打擊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對虛開發票的不法分子形成了有效的震懾作用。但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關系到開具和收受雙方，案件輻射范圍較廣，在對虛開發票企業進行查處的同時，會涉及更多收受虛開發票企業的處置。以杭州市某區國稅局查處的增值稅專用發票虛開案件為例，該區國稅局稅源管理部門通過風險排查發現了部分企業開票異常，在提送稽查部門立案檢查后，經稽查局與公安經偵部門聯合偵查，一舉破獲了一起系列增值稅專用發票虛開案。該案中虛開發票企業涉及近20戶，而受票企業涉及十省二市、共計1700余戶，符合虛開稅額1萬元以上的占絕大多數。辦案過程中，巨量的銀行數據、發票數據給公安部門、稅務機關調查取證、數據歸集等工作帶來了巨大壓力。從另一方面來說，執法與服務是稅務機關工作的主題，國稅部門不僅僅需要維護公平的稅收秩序，保障稅收收入，更需要加強稅法宣傳，服務企業、指導企業規避涉稅風險，涵養稅源。在日常增值稅專用發票虛開案件的查處工作中，除了對犯罪性質惡劣的企業給予嚴厲的打擊外，也應該對受市場客觀因素影響、不慎取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企業提供更多的政策指引，而非在其誤入歧途之時給予沉重一擊。

　　客觀地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移送標準的確定有一定的歷史原因和社會原因，20年前的法規如何適用于今時今日的案件值得進一步探究。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法研〔2014〕179號文件中也指出：為了貫徹罪刑相當原則，對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件的量刑數額標準，可以不再參照適用1996年的《解釋》。在新的司法解釋制定前，對于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件的定罪量刑標準，可以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騙取出口退稅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有關規定執行。為進一步有效打擊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違法行為，維持公平的市場經濟秩序，建議相關職能部門對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件的移送標準作進一步研究，在保障國家稅款不遭受損失的前提下，以教育和懲戒相結合為原則，適當提高移送標準，以促進區域經濟和諧、健康發展。
　　(作者單位：杭州市余杭區國稅局)